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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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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4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电教107室共同举办了《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出版座谈会。会议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彭松建先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们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各位与会人士对《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现将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首先由彭松建先生和林毅夫教授致开幕词。
彭松建先生指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要从实际中提出问题，然后用理论来探讨分析问题。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位这样做研究的、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林教授已经在1992年出版了《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他对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现在林教授又出版了《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这本书。今天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将对这本书展开讨论，相信大家一定会从中得到很多有意义的启示。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家声誉卓著的大型出版社，每年出版各类图书110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大学教材和学术著作。今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会责无旁贷地把最好的经济学著作介绍给读者，也欢迎各位学者通过北京大学出版社来出版自己的著作。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改革中最成功的就是农村改革。在二十年的农村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根据一般教科书上的理论，这些新现象是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在过去二十年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实际经验和现象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丰富经济学理论。在另一方面，虽然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成就是阶段性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民、政府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各位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对中国农村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为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所的蔡昉教授首先祝贺了林毅夫教授又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蔡昉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现象非常丰富，制度变迁的速度非常快，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密切，非常有利于学者的观察。加上中国有比较好的统计体系，所以中国经济学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研究制度变迁。林毅夫教授受过规范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不仅能够给出制度变迁现象和经济发展的描述性关系，还能把它抽象到理论的高度。林毅夫教授新著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化和抽象化。事实只有在抽象成理论后，才会有解释力和包容性。例如，林毅夫教授用“退出权”解释农业危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框架下继续发展，继续探索。把理论抽象到较高层次还可以保证学术思想的一贯性。例如，中国为什么要剥夺农民的退出权呢？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内生地决定了中国要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控制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从而必须剥夺农民的退出权。现在，中国不缺制度变迁现象，随着海外学者的回国服务和新一代经济系毕业生的成长，中国也不会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理论的高度。如果没有理论和抽象，我们就会面对丰富的制度现象而无从入手去观察、解释和研究，迷失在各种现象之间。所以，现在最重要是把制度现象理论化，提高理论的抽象层次。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的柯炳生先生谈了他对于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一些看法。柯先生认为规范性和致用性是经济学的两个很显著的特点。除了形式上的规范外，规范性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理论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观点应该有理论分析和数据检验支持，而不是仅仅提出观点。致用性就是经济学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践中，要为政府或企业的决策服务。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有着非常强的实践意义。在规范性和致用性上，林毅夫教授的研究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柯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影响决策。直接渠道就是直接向决策者提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渠道往往不能对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间接渠道之一就是向未来的决策者进言，这种方法的成本很低，只要七、八千元人民币就可以改变一个学生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几百亿人民币的损失也不能让当前的决策者吸取教训，改变他的观念。因此，从理论方法上对未来的决策者进行教育有非常大的意义，影响很深远。另外的一个间接影响决策的渠道就是媒体，现代社会里媒体无所不在，影响力非常大。决策者不一定有时间和精力看学术报告甚至内部参考，但是《人民日报》和《焦点访谈》却都是要看的，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媒体的巨大力量来影响决策。最后，柯先生谈了当前农业政策研究的几点困难，一是决策者对农业政策研究的期望太高，而实际上设计一个天衣无缝、一石多鸟，百利无害的政策是很难的，二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总会产生很多问题，三是很多政策有目标无手段，使很好的政策落实不下去，四是政策执行者有意无意地曲解政策，五是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成本变大，对农业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黄季琨先生侧重讨论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问题。黄季琨先生发现自90年代初以来，林毅夫教授逐渐开始加强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国要解决粮食问题，制度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从长期来讲，最终还是要靠农业科技的发展来解决粮食问题。因此，能够有林毅夫教授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加入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林教授对市场构造体制也做了非常好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再论》一书中关于粮食价格双轨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林毅夫教授的研究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说明很重大、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对国内的一些有“模型恐惧症”的研究人员来说，他的研究堪称典范，是很值得学习的。黄季琨先生还指出：目前有关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分开的，但从长期来讲，两者都是内生变量，技术创新诱导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推动促进技术创新，两者都对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一个模型中，来解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这个工作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把《再论》一书放在当代中国经济分析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卢锋教授指出林毅夫教授是最早在美国一流大学接受规范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全日制地回国服务的大陆学者，也是第一个集中地在国外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文的学者，还是在回国后仍能继续坚持在国外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并在国内媒体上针对实际经济问题发表各种评论的学者。这些特点决定了林毅夫教授的学术成就的特殊性。林毅夫教授92年在上海三联出版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和这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两本书代表了林毅夫教授的卓越的学术成就。针对学术研究的规范性问题，卢锋教授认为学术研究在规范化方面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研究之前先要检索文献，了解别人的观点看法和问题的来源；第二，清楚的说明所引用论文的来源；第三，应该有一个可证伪的假设，而不是若干无法证伪的观点；第四，应该有一个经验（数据的或事实的）的检验。以上四点是研究者个人应该保证做到的。在外部约束方面，学术界应该有一个批评性评价的机制，学术刊物应该实行匿名审稿制度。这样才能保证研究人员做出原创性的研究。
（王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