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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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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从亚洲的经历来看，二者是同进同退的，但这个现象具有普遍性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金融系沈中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深入的研究，2000年4月13日他在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共生性”的讲座，介绍了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现摘要如下：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一方面被国际汇市中本币的大幅度贬值搞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又得应付本国银行体系中坏帐的急速飙升，这就是所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也称为“双危机”。有学者指出，当一个国家在汇市中遇到麻烦时，本国的银行系统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银行系统的危机总是会扩大到汇率市场，导致本币的急剧贬值。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1997年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80年代中期的拉丁美洲、90年代初期的斯堪的那维亚都曾饱受“双危机”蹂躏之苦。看来，“双危机”在国际经济中并不是个罕见的现象。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开始了对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互联系的研究。
从理论上看，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为某些共同的因素会导致两种危机同时出现。比如说，如果一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偿付外债，引起了国外投资者的恐慌，那么“双危机”就会爆发。同样的，金融自由化也是导致“双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很多实行自由金融化的国家中，短期之内国际和国内信用飞速扩张，而政府又无法很好的规避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双危机”的相互联系还表现为它们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又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政府的干预和糟糕的金融体制引发国内危机，危机扩散导致了国外危机。举例来说，政府为了避免银行倒闭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这会极大的损害汇率市场的稳定、造成“双危机”。另一种类型是由货币危机引发银行危机。如果一国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遇到了贬值的压力，而政府的反应又过于激烈，大幅度的提高利率来对抗贬值，那么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收缩和信用收缩会进一步引发“双危机”。
但是，上面所有的论证和举例都不过是纯粹、抽象的理论演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项研究从实证的角度真正证明了“双危机”之间的联系是确实存在的。当然，“双危机”的实证研究中也有一些进展。有学者发现，在最近的20年中，货币危机之前总有银行危机发生。也有学者指出，“双危机”总是发生在金融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关于“双危机”在长期中的变化规律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沈教授的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共生性，即两种危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但是一直以来，如何从数量上刻划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在沈教授的研究中，他找到了两个很好的指标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指标是用汇率变化比率和外汇储备变化比率衡量的外汇市场压力。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比价的波动主要体现在汇率的波动上，而即使汇率不变，为了维护本币的稳定，政府也要不断的买进或卖出外币。因此，从这两个方面着眼才能准确完整的反映一国在外汇市场上所面临的压力，而当这种压力大于一定的临界值时压力就转化成了危机。另一个指标是用银行的坏帐和坏帐准备金数量衡量的银行系统压力，这种压力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变为银行危机。坏帐的数量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情况，但是由于会计原则和法律框架的差异，它并不能反映各国之间的差异。而各国银行愿意用多少资金冲销坏帐，却是一个包含了制度因素在内 的指标，可以用于各国情况的比较。
找到了研究需要的指标体系，沈中华教授收集了53个国家（其中包括47个新兴市场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坏帐准备金与本币贬值压力的数据，通过Panel Cointegration检验的计量方法确认了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确具有共生性，这对“双危机”的实证研究来说是个重大的突破。必须指出的是，该项研究的实际意义也是深远的。尽管研究中所选取的样本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并没有包括中国。但从长远看，中国面临着加入WTO的挑战和机遇，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学习如何防范“双危机”已经是一个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而明确了“双危机”的共生性必将对中国完成这一任务产生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