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31日，美国亚洲学会香港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致福轩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新千年的机遇和挑战》的高层研讨会，讨论了在新千年里中国经济的趋势和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与会代表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易纲教授、海闻教授、梁能教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发部主任许小年先生，以及摩根·斯坦利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菲利浦·莫里斯集团、恒生银行等国际知名公司的代表。

林毅夫教授首先发言，林毅夫教授向各位与会代表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情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林毅夫教授指出：尽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经济增长率、经常项目、外汇储备等经济指标都令人满意；但是，中国经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从98年开始物价水平持续走低，社会投资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状态等等。林教授认为通货紧缩的原因在于93年至95年间社会投资的迅速增长使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此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长却有限，因而经济的供给能力大大超过了有效需求水平。由于农村地区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所以走出通货紧缩的一个途径是开展“新农村运动”，大力加强农村地区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农村市场对电器等消费品的需求，把目前闲置的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针对目前国企改革中的“债转股”措施，林教授强调：债务融资和股份融资都是有成本的，差别在于银行贷款的利息支出和偿还时间是确定的，而股份的收益不是固定的：企业的赢利高，股份所得的分红就多；企业的赢利少，股份所得的分红就低；企业没有赢利，股份也就暂时没有红利。而且股份融资的成本不会低于债务融资的成本，否则的话，居民就会都把钱都存进银行，没有人会愿意在股票市场投资。因此，“债转股”实际上为国企的改革争取了一些时间，是“最后的晚餐”。国企应抓住机会，尽快改善经营状况。

第二位发言的是易纲教授，易纲教授向各位与会代表介绍了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易纲教授的发言将另有专文详细介绍。

接下来发言的是海闻教授，海闻教授讨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海闻教授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进口关税将会大幅度降低，一般工业品的平均进口关税从24.6%降低到9.4%（其中汽车的关税将在2006年7月1日之前从现在的100%降低到25%），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在2005年从现在的13.3%降低到0，农产品的关税在2004年从现在的31.5%降低到14.5%。在入世后的3—6年内，电信、银行、保险、商业、旅游业、视听产品和法律会计服务都将会在不同的程度上逐步向外国企业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农业、金融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和商贸零售业将面临外国竞争者的冲击和挑战，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玩具、鞋）和家电产品（如彩电、冰箱）的制造和出口则会增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加剧中国经济的竞争激烈程度，促使政府放松和规范对经济的规制，促使金融和电信等行业提高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加快我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海闻教授特别指出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企业而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些企业将面临很多新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的竞争，不会再象以前那样只要能够进入中国经营就能赢利；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会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这对在中国的外国企业而言是一个有利因素。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发部主任许小年先生发言的主题是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债转股”问题。许小年先生指出中国的金融业的主体是商业银行，90%以上的金融机构都是国有或国家控制的，因此国有企业能更容易地从银行得到贷款。由于国企经营状况不佳导致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不断下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日渐增多。另外，中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而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的表现也不是很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建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经营不佳的国企把不良贷款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把国企的债务接过来，自己成为国企的股东。等国企的经营状况改善以后，资产管理公司再把自己持有的股份拿到资本市场上去变现，或是把股份卖给战略投资者。许小年先生认为“债转股”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实行“债转股”后，即使原本能够偿还贷款的企业也开始拖欠贷款了，而银行的官员则很高兴地把不良贷款的包袱扔了出去。“债转股”还软化了国企的预算约束，国企认为“债转股”是“免费的午餐”，资产管理公司是国企的股东，却有不能享受股东的权利，因此也没有激励去监督国企的行为。“债转股”也不能改善银行贷款的质量，一来经济增长放缓使赢利率高的投资机会减少，二来现在的银行管理制度不允许出现任何呆坏帐，否则经办人员就会坐牢，但是，如果有赢利的话，经办人员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银行就拿着存款买国债，而没有激励去找好的贷款项目。总之，国企改革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70年代财政部补贴国企，80年代，银行用贷款补贴国企，90年代用在股票市场上市的办法来补贴国企。因此，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把政府和企业分开，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企业的经理应该从经理市场挑选，而不是行政任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越高，中国的金融改革进程就会越快，中国金融业在长期中的竞争力就会越强。中国要培育出一种信用文化，一种充分尊重股东利益的信用文化。

北大国际MBA项目的梁能教授介绍了他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最高管理团队”的研究。从经理层的构成上来讲，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经理通常来自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日本，外方经理的年龄常常比中方经理的年龄要小一些；一些中方经理，尤其是政府任命的中方经理，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或者只接受过工程技术类的教育，中方经理也比较缺乏国际经验。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外双方经理的沟通方式、决策过程和人际关系有所不同。中方经理比美国经理更习惯于沉默，更不愿意分享有关经营方面的信息。在做决策时，中方经理更喜欢“一致同意”，而美国经理却对不同的意见习以为常。美国经理通常给予下属更多的独立性，而中国经理却常常根据下属是否少犯错误，而不是工作成绩来评价下属的工作。从合资企业的决策结构中，由于文化背景、预期和母公司利益的不同，中外双方经理在决策中有很多角色冲突。在某些合资企业里，中外双方都向企业委派自己的总经理甚至部门经理，而经理常常从母公司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因此产生了“双线管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合资企业的“分区管理”，中方经理负责管理中国市场的事务，外方经理则对此不与过问，这样的企业管理就不是团队合作，而是画地为牢。从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来讲，在评价经理工作成绩时以合资企业还是母公司作为评价标准，会对经理的经营行为和职业生涯产生很大的影响。合资企业管理层的领导人应该有进取心，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把管理层整合成一个团队，还要能够理解当地的文化，获得同事和下属的尊敬。总之，在选择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时，要从技术、跨文化合作和宽容性等多方面考虑，提高管理人员构成的多样性，要尽可能地从经理市场上公开招聘。

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们还就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