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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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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23日，美国芝家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前任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中国农业与WTO”的演讲，探讨了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现摘录如下。
贸易壁垒的降低及其短期影响
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中国作出了以下承诺：农产品进口关税从目前的100%降低到3%-20%，允许私人部门从事某些农产品的进口贸易，以及取消出口补贴等等。中国还对豆油、小麦、玉米和稻米的进口实施关税配额制度。当进口数量低于配额时，进口关税很低，在3%—9%之间；一旦进口数量超过了配额所规定的水平，高于配额部分的进口关税将高达65%—77%。在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进口谷物的关税配额总额为1440万吨；到第五年时关税配额的总额将上升到2180万吨。豆油的进口配额从第一年的170万吨逐渐上升到第五年的320万吨，配额以内的进口关税为9%。小麦、玉米和稻米分别有各自的关税配额。对大麦、大豆不实行关税配额制度，两者的进口关税则分别降至9%和3%。总之，如果以上措施付之实施的话，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壁垒将显著地低于美国和欧盟。
在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关税配额制度将使中国的谷物进口不会有非常大的增加。因为超出关税配额部分的进口关税高达65%—77%，所以当进口的谷物超过一定的数量时，国内的价格水平就会显著地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如果中国的谷物产量高于国内需求，那么多余部分只能要么向国外出口，要么增加本来就已经太多的粮食库存。因为中国不能以出口补贴的办法来刺激出口，所以国内的价格水平必须降低到和世界市场价格大致相同的水平。另外，如果谷物进口能够增加国内供给的话，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就会有下降的趋势。
中国政府应该考虑放弃现行的保护价制度，而改用政府支出直接给予农民补贴。现行的保护价体系的费用及其仓储成本约为每年500亿元。如果直接给每亩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30元补贴的话，那么每个农户就有200元的补贴，而这个补贴水平是WTO所允许的。
加入WTO将对中国的大豆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大豆的进口没有关税配额，唯一能够保护国内大豆生产的就是3%的进口关税。与大豆生产争夺资源的主要作物是玉米，而玉米不仅有关税配额，而且超过配额部分的进口关税税率还相当高。如果玉米的进口超过了关税配额的话，国内的玉米价格将会比玉米的进口价格高65%以上，而大豆的国内价格将与其进口价格相同，这样的价格比例将会鼓励玉米生产，而不利于大豆生产。大豆和玉米是两种互相争夺资源的作物，而协议规定的保护水平却不同，这一点是中美WTO协议的一个严重错误。
总之，如果管理适当，再加上现有的库存，国内的粮食供给将能在未来的几年里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同时国内的谷物价格水平也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大致相当。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中国要在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上生产足够的粮食满足国内需求的话，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土地生产率更为重要。要使农村人口要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那么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农业就业人口至少要降低60%以上，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则要相应地上升500%以上。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1950年至1980年间，美国、日本和丹麦的农业人口降低了65%—70%，劳动生产率上升了400%—500%，而土地生产率只上升了80%—135%。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些这些国家所没有的问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应用新的知识和机械，还取决于中国能否创造一个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激励和可能性的政策框架。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是通过增加化肥、农药的投入和改良品种达到的。虽然中国仍然可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通过使用化肥农药和改良品种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能够在今后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直接用机械替代劳动，二是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很显然，从长时段来讲，如果中国要想做到粮食基本自给并使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更为重要。目前，中国的谷物单产与发达国家中农业大国的单产相近或更高，而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很低。例如，中国生产一吨稻米所投入的劳动为58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值占每吨稻米价值的31%，也就是说在稻米生产中每个工作日的价值为9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的稻米生产中，每个工作日的价值为50美元。可见两者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如果中国要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的话，那么就必须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因素是农业经营单位的规模。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很多农民在位于农村的非农产业部门工作，相当多的农民都是兼营农业，每个农户的土地规模就比较小。另外，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总量（10亿以上）和耕地总量（1亿3000万公顷），即使只有10%的农户专职从事农业生产，每户的土地也就1.3公顷；如果再加上大量的兼职农户，户均土地规模肯定还要更小一些。因此，即使农业人口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在2030年以前降低至10%左右，农户的土地规模仍然是比较小的。较小的土地规模使低成本的机械耕作难以实施，从而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在土地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6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台湾农民并没有全部拥进城市，很多人仍留在乡村继续经营他们的农庄。台湾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8年的41%下降到1997年的10%；户均土地规模为1.1公顷/每户，并没有比30年前下降多少；而在此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却上升了400%。劳动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农民采用的“代耕制”，一个农户承担其他十几家农户的田间工作，从而使机械作业能够替代劳动，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在90年代前期，台湾的稻米生产中有98%的田间工作由机械承担，80%的工作是在代耕制下完成的。中国大陆的某些省正在推广代耕制。在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的时候，政府需要在某些方面给予支持，如帮助农户得到抵押贷款，向农户提供有关使用机械的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