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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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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
讨论会由林毅夫教授主持，发言者有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江小涓、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肖耿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姚洋。
江小涓首先发言。她作为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国有企业改革部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向听众介绍了有关情况。此次决议的论述与中央历次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提法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从目前大家对文件的理解来看，与文件的精神还有一定的距离，解释一下是有必要的。具体讲，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企改革有下面一些新的思路。第一，以往搞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的都是试点企业，这次明确提出要在整个国有经济中推行股份制改革、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一个进步。第二，文件指出，即使在国有资本要控制的领域，也允许、甚至鼓励搞股份制。第三，推行现代法人公司治理结构是大势所趋，不要再强调中国特色，而是应该全面接受国际规范。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就是在企业的管理中要发挥董事会对重大决策的决定权。第四，允许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的流动，上市公司减少国有股，非上市公司国有资产变现，这与以前国有企业只能进行增量调整的提法有很大的不同。第五，尽管对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但这是因为实践中还缺乏成熟、有效的经验，经济中也没有形成具有监督、管理资产运营能力的投资主体，文件在这里不下框子就是为了让实践来解决这个问题。第六，文件没有提国有企业的退出问题。主要是考虑到企业是破产还是兴旺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不能说一定要有多少国有企业必须破产，文件的精神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让市场说了算。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的国企改革的文件有很多，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的特点在于发展股份制、鼓励竞争。它强调得非常到位，即使十年以后再看也得承认这份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然，决议离大家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看待问题不能太片面。应当说这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余永定接着发言。他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就与张维迎教授有过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当时维迎说，中国没有宏观问题，经济的症结在微观机制。将近十年过去了，从自己研究的体会看，不得不佩服维迎的远见。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大的突破，仅仅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者一些短期的行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是从事世界经济研究的，因此想从国际经济比较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去泰国考察，发现泰国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中国何其相似。泰国经济有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根据他们的统计大概占GNP的47.1%，结果与中国一样也是出现了企业的策略性逃债，然后是银行惜贷、货币供应量萎缩、经济不景气。他们的解决方法是银行的债务重组，即银行与企业进行谈判，重新确定企业还款条件，主要是降低利率、延长期限和削减还款额。银行认为坏帐的增加是由于宏观形势不好造成的，因此它相信过了这段时间情况会好转，而债务重组在短期内使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得到了改善，而且也避免了政府的干预，在银行看来这是流血最少、成本最低的一种办法。可实际上，债务重组后不久坏帐又出现了，许多优良资产又变成了不良资产。原因很简单，债务重组没有触动企业的经营机制，单纯的减轻负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说，宏观问题与微观的经济机制是息息相关的。这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现实是有所帮助的。
张维迎的发言围绕着产权展开。第一，重复建设与产权的关系。重复建设有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是由于投资者对市场情况不了解而盲目投资造成的，这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另一种是国有产权下地方政府出于对权力、资金的争夺而有意识进行的重复建设。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重复建设属于后者。这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获得收益的唯一途径是得到企业的控制权。五个汽车厂只能任命五个总经理，而五百个汽车厂就可以任命五百个总经理，所以官员有不断进行重复建设的内在驱动力。第二，目前所谓的恶性竞争也是产权问题造成的。国有企业经理的收入和成本是不对称的：企业赚钱了，经理的收入就增加了；企业亏损了，负担是国家的、社会的。所以，国企经理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进行恶性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不是一件好事，它造成了我们对资源的过度消费。第三，由于国有产权的特殊性质，不存在合法正常的国有企业控制权市场，使得国有企业的内耗严重，一个经济单位成了政治斗争的舞台。第四，商业道德的核心在于牺牲眼前利益、关注未来利益，这是经济单位之间长期、动态博弈的结果。而在国有产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变成了“一锤子买卖”，经营者的行为短期化，长此以往会败坏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第五，国有产权下私人对自己的资产没有安全感，同时政府具有任意改变政策的权力，这样经济参与者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投资无法得到保证、经济的整体绩效也不会得到提高。第六，市场竞争不但选择生产技术也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一个事实是，地区间的竞争导致国营企业的民营化。第七，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为了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有很多提法，但是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牺牲长期的制度建设。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只是为了刺激内需，干脆就宣布人民币年底作废，那么需求自然就上来，可这对我们的经济的长远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肖耿接着发言。风险是经济生活中非常核心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在处理风险上很成功，它是让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来承担风险，这样风险就在全社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分摊，有助于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和效率提高。而国有产权的无效率就表现在它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样，实际控制着企业的经理没有风险意识，也没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造成了事实上的产权私有化、债务社会化。对于企业改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只说卖掉效益不好的国企，而对效益好的企业还是要抓在手里，这就是缺乏风险意识的表现，说到底就是没有把企业看作是一种风险。股票不在价值最高的时候脱手，难道非得要等到它跌到最低点以后才卖吗？现在好的国企谁敢保证十年、二十年以后还是好的？当然，现在的国企是没人愿意买的，只有国家把企业的债务和人员安置全部包下来，这种情况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不但企业要卖，对于以后国家的投资也要做限制，这是因为国有制是一种比较低效的制度安排，所以最好把国家的投资限制在30%以下，这样才能提高整个经济的绩效。
姚洋最后发言。他从国有企业的反面－私营经济的发展来谈国企问题。今年7、8月份，中心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为世界银行和国家经贸委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调查。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狭义的私营经济——个体户和私人企业——已经解决了中国7000万人的就业。在1998年，私营经济的GNP占全社会的37%，超过国营经济的35％的比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变化，是一场以改制为过程的、悄然的产权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从80年代中期以来搞了这么多年效果并不好，而私营经济从90年代初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在整个私营部门非常缺乏资金的条件下取得的。长期以来，我们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国有部门的改革中，而对经济中真正具有活力的私营经济却关注不够。面对私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是到了应该转变观念的时候？
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确立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只是一种选择机制，它可以筛选出好的企业，但不能保证可以提高某一类企业的经营效率。我们不能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帮助国企走出困境，而应定位在引入竞争机制上。既然是竞争，就肯定有一个退出的问题。现在国有企业的破产还很难，而缺乏退出的压力正是企业改革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发展私营经济可以增加整个经济对国有企业破产的承受能力：既可以培养出新的投资主体来收买国有资本，又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因此，无论是从资源的有效利用来看，还是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来看，发展私营经济、对私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待遇都是必要的。
主要发言之后，与会专家之间以及听众与专家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江小涓问张维迎，如果把一切归结为产权问题，那么如何解释各地的恶性竞争中有很多并不是由国企，而是由乡镇企业进行的呢？张维迎回答，重复建设有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由于投资者对市场情况不了解而盲目投资造成的，这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另一种是国有产权下地方政府出于对权力、资金的争夺而有意识进行的重复建设。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重复建设属于后者，但也不能排除前一种恶性竞争的存在。
有记者问张维迎，在产权方面，信心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能使企业家产生信心？张维迎指出，一切破坏游戏规则的做法都是对产权的侵害。从历史上看，政府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英国也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才逐步确立起议会对王权的限制，不再允许国王随意向市民征税。所以说，只有市民社会的建立，市民拥有了政治决策的权力，才能对政府任意改变游戏规则的做法进行限制。姚洋补充说，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高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政府是唯一可以保护产权的机构，规范它的行为对企业家信心的建立具有关键的作用。
有人问江小涓，为什么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没有明确的讲把企业推向市场，彻底放开对国企的控制？江小涓说，文件与以前的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并不是说就没有不合意的地方。但建设性的态度是看到我们的政策正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合意。
听众和专家还讨论了其它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