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互联网政策与发展研讨会》综述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召开了《中国互联网政策与发展研讨会》，国内外2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众多IT业内人士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当前中国的互联网现状、发展前景、政府管理、外资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正值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之时，此次研讨会及时且卓有成效。首都在线（263网）对此次研讨会做了全程网上实况音像和文字转播，相关内容可以在www.263.net看到。以下是本次研讨会的会议综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的发言将单独刊发。

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海闻教授主持，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致开幕词。他说，新千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由一个农业社会走向一个工业社会。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只是到了200年前机器文明产生之后才落后了。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望在新世纪的知识经济中重新富强起来。以信息产业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时代不仅适合于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且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信息技术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在中国跨入新世纪的时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容幸地举办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讨论中国在新世纪中的信息产业政策。我代表中心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感谢。


主题发言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凯瑟琳·曼博士(Catherine Mann)做了题为《中国互联网的未来》的主题发言。她认为，互联网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着重讨论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对政府政策提出的挑战。电子商务的最重要的创新是为企业和普通市民提供了更快捷、更方便和更便宜的交易方式。它的第二个贡献是创造新产品和新顾客。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电子商务最令人振奋的贡献是创造了跨越国界、跨越时间以及由不同信息产品组合而成的新市场。对于政府政策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两个事实。第一，我们无法预知电子商务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发展；第二，电子商务规模的扩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无论是带头人、还是跟随者都会从中收益，重要的是不能成为孤岛。中国市场、连同世界市场，正在快速的增长，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是在线交易（如网上购物、网上投资等）和IP电话等。

政府可以做什么呢？曼博士认为，政府可以做三件事。一是建立好的通讯基础设施，扩大带宽。二是提供和保证好的交易方式和场所，特别是保证网上交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三是提供快速、低价的流通渠道和制度保证，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电子商务得以实施。总结起来，政府的角色是帮助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不是对它进行管制。

最后，存在一个公平问题。中国的上网者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不代表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同时，地区差异也是一个问题。如何克服这种不平衡呢？远程教育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划与政策部主任罗伯特·佩珀(Robert Pepper)从华盛顿打电话到会场进行主题发言。他的题目是《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美国的经验》。在美国，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实际超过了人们阅读杂志及报纸的时间。美国人在线的时间几乎和看电视和听收音机的时间相同。通过互联网，政府和公民可以很好的沟通，政府也能更好地让公民参与本地的公共事务。我们不应该为互联网制定专门的法律。对于有害内容的管理，有一个界限。问题是由政府参与、还是由用户自律来管理；是政府控制还是用户控制。互联网是一个独特的媒体，应由用户来选择内容，用户的权利非常重要。对于儿童不应接受的内容，可以通过使用过滤软件等措施加以屏蔽。美国没有把《电信法》强加在互联网上。政府作用是有限的。首先，政府的作用对革新进行鼓励，对研究机构给予资助，保护公众利益。政府可以成为一个主要互联网或电子商务的用户，以便为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世界正在变化，政府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小，不应把老政策强加在新的产业上，政府的目的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实现普遍性的服务。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设施。最后，政府还应该放松对传统业务的管理。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政府政策 
此专题由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刘鹤先生主持。他说，在世纪之交，中国面临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农村的城市化，二是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大国，政府需要做的事比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好的公共政策能导致经济发展，失败的公共政策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信息产业部经济研究中心总经济师杨培芳先生首先发言。他认为，在互联网政策方面，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日本有些差异，所处的阶段也不一样。美国也有两派意见。一种是八十年代以前以弗里德曼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主张，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有了变化，认为适当的政府管理是必要的。如斯蒂格列茨就认为，应该对市场中的主导企业进行管制。美国AT&T和中国电信的解体都是政府行为。中国政府在整个信息产业的管制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存在九个悖论。一、网络产业的规模究竟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二、有人认为九十年代信息产业的并购是重现垄断的辉煌，是对自由化的超越。对这个问题如何看？三、未来企业是综合化还是专业化？中国电信是以专业化的原则切分的，有人认为还是要回到综合来。我个人认为，专业化是方向，如微软和英特尔都是非常专业化的大公司。从未来的发展看，还是要专业化大公司为好。四、网络产业是适度竞争、加强管制，还是全面竞争、取消管制？五、网络产业的自然垄断是在增强还是不复存在？六、高科技产品应该是优质优价，还是优质低价，或者是免费共享？从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互联网的发展贡献的，但是几乎100％的服务商都在亏损经营。七、企业内部管理是集权还是分权？八、在网络时代，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九、未来的社会结构究竟是被组织化，还无组织化、自组织化？有位美国专家到中国来讲演，说社会是自组织化的，好比大家鼓掌，不到一分钟，掌声就变得有节奏了。当时就有人提问，难道美国没有法律行吗？法律是一种自律的高级阶段。

以上是对于网络经济的一些思考。中国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把美国或欧洲的照搬过来。网络经济对经济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比如，经济学的一个原则是收益递减，产品越多，边际成本越高；网络经济却是收益递增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上海华腾软件系统公司研发部主任张士平先生接着发言。中国的IT行业中，金融是最大的一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相大的成果。建设一个能够支持网上支付的体系，需要探讨。中国的信息化基本建设为电子商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各种信用卡，IC卡等的应用。广大市民对金融介质的认知程度需要提高。新的支付介质成为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建立中国的金融支付体系时要考虑如何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网上支付体系，如何形成针对中国消费习惯和过程的体系，保持和支持这一套金融支付体系业务的实现。灵活性和安全的平衡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还要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首先，目前中国广大的市民对现代的支付介质有一定认可，但很有限。第二，中国需要一个由现代支付手段和介质构成的支付体系。第三，支付体系背后是一个信用体系，但中国的信用体系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 

普华永道合伙人肯尼思·德沃斯基（Kenneth DeWoskin）先生发言认为，政府不要参与的观点，在中国恐怕不适用。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信息总是高度感兴趣；二是中国政府对成为互联网资产的拥有者有很强的兴趣。因此，政府会在很高层次上进行参与。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有关的监管感兴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基础设施，否则欺诈有可能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做很多全面的研究。

康柏公司大中国区ECCC主管、电子商务与互联网主管Ben Yeo先生说，他来自新加坡，新加坡处在中国和美国两者之间，互联网得到很多政府的指示。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化的国家，在很亚洲国家恐怕还达不到。我们没有美国大规模的市场和很好的基础设施，如果政府不介入推动的话，有很多困难。目前，电子签名已经有了，主要是提供安全的在线交易。一九九八，新加坡通过《电子交易法》，主要是为了在线的安全交易。我们期待在将来有一个更好的交易制度。

有现场提问：在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方面，适度竞争、加强管制的内容是什么？杨培芳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整个网络产业最下一层是电信通道，我想是少量的经营者来经营。第二层是数据、语音、视觉平台，三网合一，指的就是这个。在这之上，是IAP（互联网的接入服务提供商）、ICP（信息内容提供商）和IBP（电子商务）。每一层都有不同的管制力度和竞争，IAP和ISP有许可证管制，IBP的管制最松。任何政策都有连续性。开放是必然的，但有一个时间问题；方法是没错的，但有一个准备过程。现在加入WTO中国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还要加强准备工作。加强管制是我们研究中国现阶段需要做的事情。中国需要加强管制。没有电信法、信息法，都意味着我们从一个从无到有的阶段，中国的法律环境还不完美，需要制定一些政策、法规。

互联网融资及电子商务 
　

美国商务网董事长肯尼思·列奥纳德（Kenneth Leonard）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国内的网络企业。在过去，中国基本上靠两个办法来保护，一是限制外国投资，二是培养外国合资伙伴。今天，互联网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挑战。互联网处在一个初期发展阶段，为中国带来极好的机会。互联网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很多的新公司会很快地发展壮大。所以，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只会遇到一个限制，即资本市场的限制。用传统的合资企业方式发展中国互联网是不行的，它限制了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互联网市场是非常健康而充满活力的，每天都有新公司产生。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需要资本市场的帮助，限制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限制互联网的发展、限制中国的竞争力。

奥齐德（Orchid）投资基金总裁彼德·朱思特（Peter Joost）介绍了风险投资以及互联网资本市场的一些情况。投资基金有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我们在中国有一些较封闭的投资，还有基金、债券等，但只用百分之五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高风险的投资可以得到高风险的回报。但风险投资是一种不公开的投资方式，投资人可以带一些战略性伙伴同时进入。很多公司得到的第一笔投资就是风险资本。风险投资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开始时叫“种子投资”，后来叫“中介投资”。中国的风险资本始于九十年代初，当时的投资都是一些合资企业的工业投资。从一九九七年到现在，我们没有筹集很多能够投资到中国的资金，很多钱还没有到位，估计以后也不会很多。中国风险资本投资的最大问题是非常被动，不进行管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了基础设施方面，因而利润不高。美国的风险投资以前都在加里弗尼亚，交易非常活跃。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和日本的风险基金变得越来越活跃，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都投进了高科技领域。可是中国的风险基金却不如人意，很多投资都是很糟糕的。风险资本进来后所寻找的不仅是资金的交易，还要有足够的管理和高素质员工。我认为中国有很多机会，大家也都相信这一点。问题是如何开放市场，让风险基金和具有知识资本的人进来。因特网是一个开展新的商业业务的地方。它是一个纽带，把中国的产业界和世界结合起来，把全世界的厂家和用户联接起来。中国不应该只从事生产制造工作，而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互联网资本市场有什么作用呢？那就是向小公司、新公司提供资金和机会，把经营不善的公司的资本拿走。资本市场不仅能够带来价值，还能摧毁垄断。资本市场使产业界更加具有竞争性。为什么亚马逊网上书店能够迅速增殖，因为他们有瞬时产生全球规模的特点。现有的网络商业机会可以摧毁传统的垄断。互联网资本市场能够带来高质量的资金，带来新的增长。

北大国际MBA杨壮教授总结了美国网络公司能够成功的一些外部因素。第一是法律环境的问题。美国的法律环境为网络公司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好的基础，如美国的微软公司，现在正在审理一个很大的案子，如何没有法制制度的保障很难做这么大的事情。第二是风险资本的作用。一九九一年日本政府提供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投资网络，但日本风险投资家却比美国少得多。第三是有一个很好的劳动力市场，很多人能够方便地从东部流动到西部。第四是高素质的劳动者。另外猎头公司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九八年美国风险投资达到一千九百亿，只有在一个很宽松的政策环境下才能产生如此多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过去十年里，经济不断刺激新的需求，很多网民可以定期更换自己的电脑，为上网提供更好的基础。对顾客采取良好的态度，随时随地解决问题，对提高公司的效益有很大作用。虽然中国网络行业的发展机会来了，但从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要高度重视经营管理。

搜狐执行副总裁古永锵先生介绍了搜狐公司的发展和遇到的一些问题。搜狐现在正在做通讯和电子商务，除了是很有意义的搜索引擎外，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电子商务工具。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实时结算问题，在中国从亚马逊书店买书要等一个月才能收到，因为他要确定是否收到您的付款。还有信用问题、隐私权问题和配送网络问题。目前我们的流量大概是每年四百五十万人。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和一些技术伙伴结成伙伴关系，COMPAQ提供优质硬件平台，微软提供优质的软件等。我们要使用户理解和熟悉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配送体系也非常强，比如说直接送货上门。但是，从横向上看还是很不足的，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巨大。

瑞得在线的田捷总经理从政策、经营、技术、人才以及投资五个方面指出了中国网络公司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首先，政策的束缚造成资源的极度紧张与浪费。据调查，我国的带宽价格是美国的四千倍，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第二，电信既做批发又做零售的不平等竞争，使很多企业难以维持。第三，外商能否经营哪一个行业，不光是邮电部说了算，外经贸委也起作用，对互联网ISP和ICP的外国投资是外经贸委的法规所禁止的。ISP的投资是一个新的行业，中国的市场巨大，但这个市场会不会属于中国人还要看经营。很多投资者带着暴发户的心态进入，有些人是在炒人而不是做企业。没有资金和足够的游戏规则，经营者将会带着炒作的心态进来。第四，在技术创新上，中国经营者的经营模式没有几个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只是跟着外国人走。没有一个ISP和ICP技术来自中国。第五，在管理和人才方面，在ISP和ICP行业里廉价劳动力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在不断跳槽。这个行业缺乏基本的游戏规则和复合型人才。

阿里巴巴网站创始人马云认为做电子商务就是锁定信息流这个领域，把它做成最好的。不单是互联网的渠道，而是多种渠道。今天我们电子商务能够做好的事情就是信息流。

　

下面是网上部分的提问和回答。

问：林毅夫先生，中国是否应该，以及应该如何充分优先利用国内的投资潜力来发展互联网？

林毅夫教授回答：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中国有没有资金，如果有的话，应该鼓励国内资金投资于中国互联网。但是，互联网的机会一纵即逝，如果要使互联网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发展，应该考虑引进国外的资本。要发动国内的投资，首先要有一个风险投资系统，而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远远不够。 政府和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共同努力。

问：目前的互联网企业只有不到10%有赚钱的可能，现在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希望在做，这是不是一种误导？

凯瑟琳.曼博士回答：虽然风险高，但收益也极高，万一成功，利润无限。所以，这种不挣钱 还进入的行为是非常理性的，吸引他们进入的正是这种高额利润的可能性。另外，这样的高风险，高收益让人兴奋、迷醉。

问：如果中国互联网不准外资进入，那新浪、搜狐、雅虎中国岂不是统统违规？

杨培芳先生回答：因为这些网站在外资不准进入的政策宣布前已经进入，故他们的情况可能应另当别论。但开放是趋势，中国应做好政策准备。

问：请问能否分析一下吴部长9月14日的关于禁止国外在中国互联网行业投资的政策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周其仁教授回答：我无法猜测，但是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部长讲话最好有清楚的法律根据，或者告诉社会他讲话的根据可以在哪个法律文件里查到。影响到整个产业和市场的言论应该有严格的法律根据。

问：国内目前的互联网企业如果在国内上市的话，对股市会否产生很大的刺激？

周其仁教授回答：我想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中国的网络不成熟，股市也不是很成熟，因此我对网络股在国内上市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我想，可能要发展更多类型的市场，例如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才可能适应国内网络股成长的需要。

问：限制外资，是否是为了意识形态和保护文化的目的？

周其仁教授回答：开放包括开放外资进入ICP并不一定就毁坏我们的文化，开放对于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步，总的来说是有好处的。可以通过规范和管理ICP的行为来防范、禁止外资搞消极的东西。即使是纯粹的内资同样要规范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