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核算的误区：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再认识

　

1999年5月17日，美国Brandeis大学教授、研究亚洲和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知名学者Gary Jefferson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做了题为“经济增长核算的误区：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再认识”的学术讲座。Jefferson教授结合东亚经济增长核算的具体实例，批评了用增长核算的方法解释技术进步的做法，并进一步估计了技术进步在一般均衡意义上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总和作用。现摘录如下。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如刘遵义,克鲁格曼,Young等）使用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或生产函数估计法研究了亚洲的经济增长，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积累的结果。同其它国家或地区相比，在东亚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克鲁格曼将东亚经济增长同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做了比较研究后认为，在东亚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很小，进而对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及发展潜力持悲观态度。但从直觉上，人们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应该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Jefferson教授不仅指出了Young, 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分析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在一般意义上指出，通过经济增长核算法虽然可以区分要素积累的作用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生活水平提高的来源时，往往会低估技术进步的作用，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因为要素的积累（如资本投资和教育）本身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增长核算模型由于把它们视为外生从而低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Jefferson教授认为在长期内，经济增长完全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储蓄率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出生率下降、要素重组等经济现象都是由技术进步所引发的。

　

背景知识回顾 
　

1956年，索罗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生活水平是由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折旧率决定的。在短期内，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折旧率的变化会引起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在长期内，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不断的技术进步引起的。在1957年，索罗进一步论述了沿着生产力曲线的移动同整个生产力曲线的外移二者之间的差别。索罗认为经济核算中的误差项代表的是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刘遵义等人所使用的正是这个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技术进步对要素投入的促进作用。Jefferson教授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个忽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他的例子中，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0％导致收入增长20%。但是，通过经济核算的方法，这20%中有10％被归功于要素积累的结果，剩下的10％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20%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增长核算却得出一半是要素积累的结果。因此，增长核算低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何在呢？

　

二、重新考察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技术进步使生产函数外移，同时也使储蓄增加。这时，资本市场供过于求，资本借贷利率降低，同时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从而引起资本投入的增加。这种要素投入的增加是经济沿着生产函数移动的过程。

在上面的例子中，最初的10％的技术进步之所以引起了20％的经济增长，是由于10％的技术进步首先使得生产函数外移，然后又引起经济沿着生产函数进行了移动，从而达到了新的均衡点。所以说，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影响经济，一种是直接使得生产函数外移，另一种是通过引起投资增加进而使经济沿着生产函数移动。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这两种作用的总和可以称为技术进步乘数。在上面的例子中，10%的技术进步引起了20％的经济增长，因此技术进步的乘数为贰。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推导可知，投资变化所引起的产出变化越大，则技术进步乘数的值也就越大。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教育作为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它的增加与对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是同等对待的。当技术进步引起物质资本投资增加时，它同样可以引起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从直觉上看，同样可以知道，随着生产过程中技术水平的提高，工人就要接收更多的教育以应对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引起物质资本的积累，还可以引起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所以，技术进步使得人们（特别是妇女）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

在引入人力资本后，重新计算技术进步乘数可知，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时引起产出的变化越大、或当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上升时引起的产出变化越大，则技术进步乘数也就越大。

　

三、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再认识

　

Alwyn Young在1994年的文章中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积累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不显著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Young认为，要素积累来源于四个条件(1)高投资率(2)持续上升的投资率(3)对教育的高投资(4)通过控制人口和提高女性的就业率所引起的人口就业参与率的上升。Young作了进一步的定量研究，描述了这四个因素在亚洲经济增长中分别起到的作用。

Jefferson教授认为Young并没有把握住经济增长的实质源泉。其实，Young提到的四个因素从本质上说都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Jefferson教授利用Young的数据对技术进步乘数作了估计，从而对亚洲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新的解释。Young估计亚洲四小龙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在0.25-0.39之间，平均值为0.35；估计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约为0.20，如果不考虑就业参与率这个因素，则由此估计出来的技术进步乘数应为2.22。

近几十年来，东亚地区的就业参与率有大幅度上升，Young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女性就业率的大幅提高以及出生率的下降。但Jefferson教授认为Young指出的这些因素都不是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而是内生的；真正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考虑了就业参与率变化这个因素之后，Jefferson估计出的技术进步乘数为2.94。在进一步考虑了储蓄率的增加等因素之后，对亚洲四小龙的技术进步乘数的量化估计为：香港(2.5)，新加坡(3.4)，韩国(4.0)，台湾(3.2)。

　

在索罗的新古典模型中，如果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则可以认为，长期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所有的要素积累都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在考虑了政府的政策效果、偏好的改变、自然禀赋之后，可以得出一个弱一些的结论：长期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惯例、政府政策决定的。要素积累是由以上因素引起的。政府的政策对要素积累的效果虽然不直接，但如果政府的政策影响了技术进步，那么，就会通过技术进步乘数大幅度影响经济增长。东亚经济增长是否是一个奇迹，并不取决于增长核算中误差项的大小，也不取决于要素积累的幅度。快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较快的技术进步、较大的技术进步乘数以及适宜的政府政策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