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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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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贪污腐化与内生经济增长
雷鼎鸣
1999年4月28日，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座研究员雷鼎鸣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作了题为“官僚贪污腐化与内生经济增长”的报告。雷教授把贪污腐化视作一种对个人有利，但却损耗社会资源的投资活动，并对它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对经济增长率及生产水平的影响做出分析，解释了两个重要现象：（一）为什么某些贪污盛行的政府会十分热心打击贪污？（二）为什么一些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虽然效率偏低，但经济增长率却比西方国家还要高？
官僚腐化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然而，国际上一些对腐化的测度指标显示，其发生呈现出相当的多样性。这样的多样性及其与经济增长、发展的联系是雷教授报告的主题。
雷教授首先假定任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赋予官僚机构以一定的资源分配职责。由于这些资源的影子价格高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经济中必然存在以各种各样的隐性支付手段或者行贿来填补这一价格差距的动机。利用这种机会去获取租金的行为即雷教授意义上的“腐化”。这样，不论政府干预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官僚腐化总是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由于腐化行为只是从行贿者到官僚的转移支付，它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净社会成本。而且，行贿可能会减少政府干预带给社会的纯粹损失，因为作为一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手段，它可以把稀缺的资源导向使用效率较高因而可以出价较高的行贿者（“投标者”）。然而，由于只有官僚才有通过腐化获取经济租金的可能，社会中的个人就会有动机为了这种特权而去竞争作官僚，此即经济学文献中所谓的“寻租”现象。雷教授引申其为对政治“资本”的“投资”。政治资本主要是决定成为官僚的能力而很少或者说不会对真实生产有什么贡献。可是，对政治资本的投资却需要耗费经济中本来可以用于投入生产或是投资于生产性人力资本的资源，这种损失是在雷教授的分析中腐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的来源。
雷教授在一个经济增长的框架中讨论问题，而人力资本投资在近期的文献中较普遍地被采用作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增长势必涉及政治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平衡。雷教授正是要通过两个内生增长模型来分析这两种资本的相互作用及其在不同政治体制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一是分析的起始点，提供了一个无分工情况下的分析框架，并说明了多均衡解存在的可能性。模型二是模型一的发展，它允许专业化分工的存在，对官僚腐化和经济增长在不同官僚结构下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比较满意的解释。
一、同质人口
此时经济中的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对生产者和官僚的结合。人力资本是唯一的生产性资本。雷教授具体设定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演化的函数形式（投资品的生产函数）以及消费的分配函数。具体地，此分配函数依赖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个人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政治资本存量。这样，在给定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初始水平下，代表性的个人将求解一个（无限期的）跨期规划问题，以决定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投资函数。模型的解至少有如下的两点值得注意。1、由于政治资本投资具有负的外部性（任何个人的消费随他人政治资本存量的上升而下降），社会中的政治资本投资超过社会最优水平。此外，由于所有个人是同质的，均衡的结果是每个人的政治资本存量都是一样的。2、象多数动态模型一样，模型的解不是唯一的。在特定的模型参数下，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三种均衡解（人力资本投资因而人均收入水平依次降低，政治资本投资因而腐化水平依次升高）：稳定的可持续增长均衡、不稳定的发展均衡和稳定的贫困陷阱。这里的核心区别是经济中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和初始政治资本存量的相对值。当这一比值高于一定的临界值时，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会递增，而投入到政治资本积累上的资源同时会下降。
二、异质人口
内在地看，所有的个人仍然都是同质的，但由于初始政治资本的差距，少数人成为官僚，其余的多数人成为生产者。政治资本的差距还被要求足够地大，以至于生产者和官僚的身份转化在模型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此时经济中的生产者和官僚是专业化分工的依照官僚结构的运作方式，模型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竞争结构（“竞争的腐化”）。这是一种分权形式的官僚结构，所有（同质的）官僚竞争相对的个人权力。在均衡状态，由于两种类型的个人可能都投资于政治资本或者只有官僚单独投资于政治资本，模型可能存在的均衡解扩大到六个。其中，完全专业化分工的均衡（官僚专业化于政治资本的积累、生产者专业化于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能达到的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是最高的。
其二、垄断结构（“有组织的腐化”）。这是一种集权形式的官僚结构，官僚们的经济决策受到一个理性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控制。此时经济可能允许存在的均衡解只有类似于模型一的三种状态：可持续增长均衡、不稳定的发展均衡和稳定的贫困陷阱。但是，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不论经济的初始状态是什么，只要生产技术和人们的偏好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一致，在垄断官僚结构下，经济所能达到的唯一均衡是可持续增长均衡。而且，这一稳定均衡与竞争结构下的完全专业化分工的均衡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此时官僚对政治资本的投资水平还要低一些。进一步地，此时官僚可以把少“浪费”在政治资本投资上的资源（时间）投入生产性的工作，从而提高社会总产出。
两种官僚结构下不同均衡背后的经济逻辑来自于异质经济中官僚和生产者之间和官僚内部存在的两种外部性。在分权体制下，独立决策的官僚缺乏考虑自己的政治资本投资对其他官僚和生产者的影响的激励。中央权威的存在，一方面可以降低为了与生产者区分开来的对政治资本投资的平均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内部化官僚之间纯粹竞争的外部性，从而减少对政治资本的过度投资。
利用模拟分析方法，雷教授对模型受参数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一个值得一提的结果是，一般地，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高，经济中的人均收入水平就会越低。此外，雷教授还利用各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对其模型进行了计量检验，其结果支持了他的假说。
三、模型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几点解释
1、集权体制下稳定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成功的民主体制，因为后者的“竞争腐化”比前者的“有组织腐化”消耗更多的资源。
2、在成功的集权体制下，经济中经常会发生反腐败的运动（其意在于降低对非生产性的政治资本的投资）。但是，当中央权威下降时，社会中的官僚腐化现象会加重（部分回归到对政治资本投资过度的竞争性腐化状态）。
3、由于官僚腐化和经济增长都是模型内生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只是在受到更深层次的外生因素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