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中国的经验

　外国直接投资者是如何选择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地点的？决定外国投资者投资地点的究竟是哪些因素？香港城市大学经济系的关荫强教授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郑国汉教授合著的文章《哪些因素决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中国的经验》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一九九九年四月 五日，关荫强教授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此篇文章向大家作了讲座。

一、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意义何在？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在全球经济的一大热点。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吸引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作为该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资本流入国来说，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和更加开放的市场。技术进步对一国的长期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意义也是不喑自明的。

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己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自一九九二年起，中国己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资金接受国，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中国己是世界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接受国，仅次于美国。

然而，中国和美国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国家，所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外国直接投资在两个国家存在形式是大相径庭的。中国鼓励出口加工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为外国投资者专设了不同的经济特区，给于他们各种优惠政策。投在中国的资金主要集中于沿海开放地区，分布是不平均的，而投向美国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西欧和日本，且没有对任何一州有“青睐”的现象。

研究中国经验的意义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相当巨大，更是因为中国数据的多样性和数据在时间、空间上的关联性。关教授和郑教授合作的文章使用了中国二十九个区域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十年的数据，用经济计量模型估计了区域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优惠政策、工资成本、教育水平和己存在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等因素对外资吸引的作用，计算了各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均衡水平和收敛趋势，以及实际外资量与均衡量之间的收敛情况。

二、模型的变量设定及结论

理论上说，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是由某地点的盈利能力决定的。换句话就是说，投资者选中了某一地点输入资金，必定是他认为在这个地方的预期投资回报最大。生产的产品若是用于出口的，把产成品送到世界市场上的运输成本及便利程度就是重要的被考虑因素，或者，如果产品是为了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就成了一个关键因素了。无论产品是内销还是外销，政府针对直接投资而制定的政策无疑是影响投资地点选择的举足轻重的因素。通过各方面的实证研究和观察，两位学者归纳总结了决定投资地点的五个主要的变量：（1）与国际、国内及当地市场的密切程度；（2）工资率、工人素质以及失业率、城市化进程等；（3）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制定的政策、法规，尤其是税制情况；（4）当地基础设施状况；以及（5）聚集经济效应。其中，工资率指的是扣除通胀因素的实际工资率，同样需要考虑的还有该地的实际人均收入状况，一般说来，高收入的地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文章使用了三个变量来量化劳动力素质状况，它们分别是：（a）接受过小学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占总人数的百分比；（b）接受过初级中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数的百分比；以及（c）接受过高级中学及以上的人数百分比。衡量基础设施状况的同样有三个变量：（a）当地总的道路覆盖率；（b）当地良好状况的道路的覆盖率；以及（c）当地铁路占有率。有关政策变量包括了目前国内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沿海开放地区的数目。从现存数据上可以看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是最集中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其次，就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了。沿海开放地区是较晚出现的，但发展非常迅速，数量增长快，且分布不象上述三者仅集中于沿海地区，而是呈分散分布的状态。

研究的结论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意料之中的，不过也不乏稍有出乎意料之处：以实际收入状况衡量的当地市场的规模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正面的吸引效应，而工资率的效应是负面的；基础设施的部分中，总的道路覆盖状况对外资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相比之下，其余两个指标的影响作用要弱一些；教育对外资的吸引作用不如想象中的大，甚至可以说是微弱的；经济特区和形形色色的开发区的建立对外资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中，经济特区的影响力是显著大于其它形式的开放区的。

三、关于投资的潜在均衡水平和实际投资量

关教授在文章中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均衡水平这一变量。引入这一变量的意义在于它能反映剔除了其它外部因素干扰后的政策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测量出一地区潜在的均衡投资量。当被问及这一潜在的均衡投资水平是如何确定的，关教授说这是结合该地区的工资率、市场规模以及政策状况等因素综合测定出来的。可以认为，实际投资量和潜在的均衡水平的偏离是政策变化影响所致。比较大的偏离发生在以下几个年份：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极大地降低了潜在均衡水平，而实际投资量并未有较大的收缩；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潜在均衡水平有很大提高，而实际投资水平的同样程度的上升发生在大约一年以后；一九九四年的宏观紧缩政策使均衡量和实际量都有很大的收缩，而潜在均衡水平无疑下降地更快。这些足以说明政策因素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选择的显著程度。

　

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中国的经验

　

外国直接投资者是如何选择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地点的？决定外国投资者投资地点的究竟是哪些因素？香港城市大学经济系的关荫强教授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郑国汉教授合著的文章《哪些因素决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中国的经验》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一九九九年四月 五日，关荫强教授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此篇文章向大家作了讲座。

一、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意义何在？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在全球经济的一大热点。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吸引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作为该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资本流入国来说，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和更加开放的市场。技术进步对一国的长期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意义也是不喑自明的。

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己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自一九九二年起，中国己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资金接受国，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中国己是世界上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接受国，仅次于美国。

然而，中国和美国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国家，所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外国直接投资在两个国家存在形式是大相径庭的。中国鼓励出口加工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为外国投资者专设了不同的经济特区，给于他们各种优惠政策。投在中国的资金主要集中于沿海开放地区，分布是不平均的，而投向美国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西欧和日本，且没有对任何一州有“青睐”的现象。

研究中国经验的意义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相当巨大，更是因为中国数据的多样性和数据在时间、空间上的关联性。关教授和郑教授合作的文章使用了中国二十九个区域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十年的数据，用经济计量模型估计了区域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优惠政策、工资成本、教育水平和己存在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等因素对外资吸引的作用，计算了各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均衡水平和收敛趋势，以及实际外资量与均衡量之间的收敛情况。

二、模型的变量设定及结论

理论上说，外国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是由某地点的盈利能力决定的。换句话就是说，投资者选中了某一地点输入资金，必定是他认为在这个地方的预期投资回报最大。生产的产品若是用于出口的，把产成品送到世界市场上的运输成本及便利程度就是重要的被考虑因素，或者，如果产品是为了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就成了一个关键因素了。无论产品是内销还是外销，政府针对直接投资而制定的政策无疑是影响投资地点选择的举足轻重的因素。通过各方面的实证研究和观察，两位学者归纳总结了决定投资地点的五个主要的变量：（1）与国际、国内及当地市场的密切程度；（2）工资率、工人素质以及失业率、城市化进程等；（3）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制定的政策、法规，尤其是税制情况；（4）当地基础设施状况；以及（5）聚集经济效应。其中，工资率指的是扣除通胀因素的实际工资率，同样需要考虑的还有该地的实际人均收入状况，一般说来，高收入的地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文章使用了三个变量来量化劳动力素质状况，它们分别是：（a）接受过小学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占总人数的百分比；（b）接受过初级中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数的百分比；以及（c）接受过高级中学及以上的人数百分比。衡量基础设施状况的同样有三个变量：（a）当地总的道路覆盖率；（b）当地良好状况的道路的覆盖率；以及（c）当地铁路占有率。有关政策变量包括了目前国内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沿海开放地区的数目。从现存数据上可以看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是最集中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其次，就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了。沿海开放地区是较晚出现的，但发展非常迅速，数量增长快，且分布不象上述三者仅集中于沿海地区，而是呈分散分布的状态。

研究的结论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意料之中的，不过也不乏稍有出乎意料之处：以实际收入状况衡量的当地市场的规模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正面的吸引效应，而工资率的效应是负面的；基础设施的部分中，总的道路覆盖状况对外资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相比之下，其余两个指标的影响作用要弱一些；教育对外资的吸引作用不如想象中的大，甚至可以说是微弱的；经济特区和形形色色的开发区的建立对外资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中，经济特区的影响力是显著大于其它形式的开放区的。

三、关于投资的潜在均衡水平和实际投资量

关教授在文章中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均衡水平这一变量。引入这一变量的意义在于它能反映剔除了其它外部因素干扰后的政策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测量出一地区潜在的均衡投资量。当被问及这一潜在的均衡投资水平是如何确定的，关教授说这是结合该地区的工资率、市场规模以及政策状况等因素综合测定出来的。可以认为，实际投资量和潜在的均衡水平的偏离是政策变化影响所致。比较大的偏离发生在以下几个年份：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极大地降低了潜在均衡水平，而实际投资量并未有较大的收缩；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潜在均衡水平有很大提高，而实际投资水平的同样程度的上升发生在大约一年以后；一九九四年的宏观紧缩政策使均衡量和实际量都有很大的收缩，而潜在均衡水平无疑下降地更快。这些足以说明政策因素影响外国直接投资选择的显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