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上“泛政治化”认识误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

　

粮食是生活基本消费品，一定数量的粮食消费是维持人类生理意义上存在和活动能力的必要条件，因而一个健全的制度安排必须保证社会成员都能获得满足其基本消费需要的粮食供给；反过来说，不能保证基本粮食供给不仅是经济问题，它还可能危及社会正常秩序并导致政治后果，因而粮食商品的特殊经济属性决定了粮食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政治性。

肯定粮食问题具有政治性，不等于说现实粮食问题总是政治问题。对我国现阶段粮食问题的政治含义应力求给以符合实际的判断，不应当把粮食产量的任何一次较大下调，粮食市场的任何一次周期性紧缺，粮食价格的任何一次较快上涨，统统看作政治问题，从而陷入“泛政治化”的认识误区。

抽象地说，粮食问题既有经济性也有政治性；判断现实粮食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至少应当在事实和方法层面上把握两个要点。

在事实层面上，要看粮食需求的现有满足水平。在粮食消费水平很低，温饱尚未满足的形势下，粮食消费弹性很小，这时粮食供给较大下降或粮食价格的较快上升，都可能对社会基本粮食安全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因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某种政治性。相反，如果粮食现有消费水平远远高于生存和温饱水平，粮食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大，其边际下调不会影响到基本粮食安全，这时粮食问题就主要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改革以前人均消费水平很低，相当大一部分群众未得温饱，粮食问题具有显著的政治性；尤其在由于极左路线错误导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范围饿死人的严重粮食危机形势下，进口粮变成了救命粮，粮食问题更是完全地无条件地变成了空前紧迫的政治问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粮食消费水平有了历史性的提高，问题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至少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国民人均食物消费普遍已经在温饱水平以上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缓冲层，粮食问题相应转变为主要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而客观上要求政策设计向更加侧重提高效率方面调整。从我国过去十多年来有关粮食问题的争论来看，主流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把经济问题误认为政治问题的“泛政治化”倾向。

在方法层面上，则应区分“有无分析”和“边际分析”两种不同思路。在我国粮食政策讨论中经常可以听到这类说法：“中国这么大，没有粮食谁也帮不了我们，只能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还不是第一位的政治问题？这一推论无疑是正确的，但要注意它是在比较“有粮食”与“没有粮食”这两种情况，是“有无分析”的假定和思路。如果真的发生了没有粮食的情况，粮食无疑是头号政治问题；而在政治性突出的背景下，政府无疑应当对粮食生产和流通加强干预和控制，以保证社会成员得到最低数量的粮食供给。然而，不应忘记的是，“没有粮食”是一个假定，并且是一个与我国实际情况存在很大距离的抽象假定。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生活实际面临的粮食问题，与政策选择相关的真实粮食问题，不是“有粮食”还是“没有粮食”这一虚拟的两难选择问题，而是产量增长快一点还是慢一点，价格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进口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这类边际调节问题。从边际分析思路上看，现实粮食问题显然主要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而政策选择应当侧重利用市场机制和提高效率水平，而不应当是强化行政干预。如果把市场机制作用下粮食生产可能出现的边际下调，粮食市场的周期性紧缺和粮价上涨，粮食进口量的一定程度上升，统统解释为要不要生产粮食或者有没有粮食的问题，本来的经济问题立刻就会被人为地转化为政治问题，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行政干预政策也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可见，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必须自觉和适当地运用边际分析概念，客观评价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在现实粮食问题中所占的实际份量，从而明智地选择较好兼顾效率和安全目标的粮食政策。

应当指出，提出现实粮食问题基本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并不是说我国粮食问题不存在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在某些假定的特殊环境下，粮食问题仍有可能转变为突出的政治问题。例如，假设发生大规模战争，正常的粮食生产和贸易流程受到破坏，维持基本粮食供给会面临巨大压力，那时粮食问题的政治含义会增大，并往往需要政府加强对粮食经济的干预和管制（例如英国这样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时期也要实施覆盖全社会的食物定额配给政策）。另外，从我国历史经验来看，假如未来在体制选择上发生大的失误，回复到类似于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那样的非市场体制，仍可能发生制度性粮食紧缺和匮乏，从而使粮食问题的政治性上升；特别是万一再次发生象50年代末那样极左路线和长官意志瞎指挥的悲剧，使国内粮食生产和经济运行秩序遭受严重摧残，更必然会导致粮食危机并使粮食问题的政治性突现出来。

在上述意义上肯定粮食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具有两方面政策含义。一方面，依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原则，我国未来应实行较为自由化的农业贸易体制，在正常的和平建设环境下允许粮食进口一定程度上升，但仍应注意保持能够满足国民基本食物需要的粮食生产能力，其中关键是要保护基本数量的可耕地资源，作为应付万一出现大规模战争之类特殊形势的战略性资源条件。另一方面，坚持市场化改革是防范粮食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的决策层，学术界和公众，都应对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干预管制政策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保持警觉，特别是要永远避免重犯50年代后期那样极端荒谬的行政干预失误，而不应在“泛政治化”认识误区支配下，不真实地夸大现实粮食问题的政治性，并以此作为不必要行政干预政策的分析和心理支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