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否具有“外部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

　

我国粮食政策研究有一个流行观点，即认为粮食或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并以此论证有必要在粮食领域进行强行政干预。例如，政府某权威研究机构不久前发表的政策研究报告提出：“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尽管省长责任制还有一些缺陷，但在当前整体制度框架内，‘米袋子’省长责任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可见粮食外部性观点是一个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的判断。

判断粮食这一商品或提供粮食的生产活动是否具有外部性，关键是要准确理解外部性这一经济学概念的内涵。现代经济学用外部性概念描述厂商提供某种商品时成本与收益不能充分内部化的情况。成本不能内部化指某项生产活动由于成本发生过程的特点，实际成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厂商无需支付的社会成本；由于它一般会对社会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因而称作负外部性。例如，造纸厂向河流和农田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使生产过程实际成本部分转移为厂商不必支付的污染环境的社会成本，就是这类负外部性的典型例子。与成本不能内部化表现形式相反，收益不能充分内部化指由于消费过程或消费方式的特点，产品或劳务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益至少有一部分不能表现为提供该项产品或劳务厂商或机构的财务收益。例如，基础科学发现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投资科研的机构即便有专利收入也难以获得科研成果带来的全部效益，从而使它具有正外部性。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在提供具有外部性的产品方面缺乏效率：一方面会出现太多的负外部性产品，另一方面正外部性产品又提供得太少，所以其政策含义是应通过政府干预来提供最优或次优数量的外部性产品。因而，如果粮食确实具有正外部性，用强干预手段控制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政策至少具有某种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的依据。

问题在于，粮食不具有外部性；认定粮食外部性的流行看法是一个常识性误解。

显然，所谓粮食外部性是指正外部性而不是负外部性，因而还要进一步考察正外部性的发生条件。上面一般讨论把正外部性概念表述为产品消费过程特点产生的效益不能充分内部化的现象，因而关键是要准确理解“消费过程特点”的具体内涵。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现代经济学的又一重要概念，它把外部性商品包含的消费过程特点清晰表达出来，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重性质。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旦产品或劳务被生产或提供出来，在边际意义上增加一个消费者对它的消费给厂商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例如经济学家通常列举的路灯，观赏性汽球，灯塔，国防等产品和服务，其消费过程与厂商边际成本的联系都有非竞争性特征，因而称作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则是指一旦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便难以排除任何其他人消费这一产品。灯塔，路灯，国防等同样具有非排他性。显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从不同侧面刻划与特定商品消费方式或过程相联系的经济属性，也是对象商品成为公共产品的根本规定。外部性商品与公共产品的内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同样要求其消费过程具有可以和一般商品显著区别的某种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它和公共产品的区别仅仅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程度没有那样强烈和完全。

判断粮食是否具有外部性，就是要考察粮食消费方面经济属性，看它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一种商品，粮食的特点在于它属于基本消费品或生活必需品，即一定数量的粮食消费是维持人类生理意义上存在和活动能力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属性，并有正反两方面政策含义。从正面看，一个政府，一个健全的制度安排，必须保障社会，家庭以至个体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粮食安全，保证社会成员都能获得满足其基本消费需要的粮食供给。从反面看，不能满足上述基本供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可能危及正常社会秩序，产生政治后果。因而，在此意义上肯定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属性与粮食是否具有外部性无关。判断粮食是否具有外部性，必须依据并且也只能依据粮食消费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直白：粮食既不存在非竞争性，也不存在非排他性。先看粮食不存在非竞争性。社会任何成员边际增加一个单位的粮食消费，总要有人为此支付一个相应的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成本通常可以用粮食的单位市场价格来度量；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可以用粮食生产的边际成本或粮食进口价格的换汇成本来度量，可见粮食消费不存非竞争性。另一方面，粮食消费也不存在非排他性。饥饿的张三和李四有一个馒头，或张三独享，或李四独享，或二人分享，却不可能两人分别同时享用一个完整的馒头，更不可能很多人或无数人同时分别享用这一个馒头，象消费灯塔，路灯提供的服务那样。“清风明月不用买”，清风明月具有非排他性，粮食可不是清风明月。总之，粮食消费过程既不具有非竞争性，也不具有非排他性，因而粮食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

很多研究专家在粮食外部性这个简单问题上发生常识性误解，一个可能原因是着眼于粮食供给不足会导致政治和社会后果，因而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粮食生产起到了额外的积极作用，即所谓“农民种粮的个人收益，远小于社会从粮食供给和价格稳定中所得到的收益”。前文已提到，由于粮食商品的经济属性，一定数量水平的粮食供给对社会稳定极为重要，这可以表述为粮食问题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政治性。然而，不能由此断定粮食具有外部性，因为日常语汇表达的政治性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外部性不是可以对等互换的概念。政治性与某种商品供给（或生产）不足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后果有关，而正外部性则和某种商品消费过程存在某种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有关，二者不是一码事。从实际事例看，一方面，很多不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出现供给（或生产）严重不足时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甚至政治后果。例如，在现代社会，能源，饮用水，交通，金融，甚至纺织品和住宅等很多商品和服务都是如此，但它们并非因此必然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否则，外部性就成为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常态而不是少数特例了。另一方面，具有外部性商品的供给不足也不一定有特别严重的政治后果，如路灯，灯塔，观赏性汽球等等。由此可见，认定粮食外部性观点是对经济学常识的误解，以此为不必要行政干预政策进行论证当然也不能成立。

过去20年间我国一直致力于粮食市场化改革，其基本原则是把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起来，以求均衡地实现粮食安全和提高效率的双重目标。从过去政策实践上看，行政干预过多造成过很大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粮食领域出现政策干预过多问题存在深刻复杂的根源，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政策研究经常轻率地违背经济学常识，认定粮食外部性就是一个事例。因而，为了提高粮食体制和政策的效率水平，必须对有关粮食问题的一些前提性假定加以重新思考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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