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源泉

Ross Garnaut(郜若素)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1998年10月9日，作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经济学讲座的一部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Garnaut教授作了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报告。

一、北大与中国共同渡过的一百年

我们所谈论的这个世纪始于1898年，那一年，北大建校；我们所关注的这百年终止于1998年，这一年，东亚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北大，为中国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持；东亚的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经济发展的漫长道路上一个曲折过程。

北京大学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占据着她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自1898年北大成立以来，她对百年中国影响深远。这100年中，她与中国同荣辱、共甘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北大与中国共同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这一伟大的举措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这一个世纪以来，北大的成长与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于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的时候不得不抹去记忆的尘埃，去翻开亚洲百年的浩然史书。

我们把这一百年的时间分成两半。第一个五十年是弥漫着烽火硝烟的五十年。帝国主义来到中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终于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新兴的中国诞生了，一头沉睡的雄狮苏醒了。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夺回了自己的主权。然而在经济上，当时的中国是十分落后的。和大多数经历了战争的东亚国家一样，当时中国甚至比世纪初更贫穷。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个五十年是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的五十年，是社会发展的时期。东亚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惊呼“亚洲的奇迹”。

经历了这次亚洲危机之后，我们冷静下来，发现亚洲并没有奇迹。亚洲的发展不是奇迹。亚洲的经济增长与世界其它各国一样，是基于资本积累，技术应用和资源配置日渐完善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增长最大地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现在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远远高于五十年前的水平。

在再一次谈论北大之前，我们一定要谈一下著名的高等学府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著名的高校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她的教学水平和人文素质都是领先的。像北大这样的一所学校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决不仅仅局限于培养人才，她的传播知识、进行科研活动和致力于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的作用同样的重要。大学向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积累。大学也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人文方面的合作。科学的发展为中国打开了国门。在这100年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北大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探索，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讨论，北大人总是领先。在北大的带领下，民主、科学在中国社会遍地开花。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和融洽了。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北大人思考改革和开放。北大人向社会传播新的知识，新的主张和观点。北大继续向国家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极大提高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

1980年我首次访华时曾访问了北大。北大学子留给我极深的印象。我被北大人无畏地挑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途的勇气而折服，为北大人满怀憧憬地描绘中国未来蓝图的胆识钦佩。

　

二、经济增长的源泉

　

危机过后，亚洲还能保持持续的增长吗？Garnaut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归结为两个：一是对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有效利用；一是对公共品的提供。

比较优势是一个古老、同时也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概念。比较优势产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甚至是任何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它的广泛存在使得社会分工成为可能。利用比较优势最好的办法是依靠市场。只有市场才可能担当起对无数物品进行定价的职能，而价格是国家、地区和个人确定各自比较优势必不可少的参数。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如果扭曲了价格信号的话，就会妨碍经济主体对自身比较优势的认识，从而使得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东南亚危机都说明了这点。

但是，对比较优势的利用离不开一个社会对公共品的积累。公共品是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即它所产生的社会收益超过了个人所愿意负担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介入就非常必要。有效的公共品的提供需要完善的市场机制和领导机制。这要求存在一种合理的机制来规范和监督当权者的领导行为。公共品得以有效提供的基础是全社会的通力合作，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以及充分就业和资源的正常流动。东亚各国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做得很好，主要表现在它们对教育的大量投入、对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视，等等。北大的成就即是这方面的典范。

Garnaut教授所定义的公共品比一般认可的范畴要大得多。最明显的是，他将道德的培育和社会的认同也归入公共品的范围。社会道德是市场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同时，社会的认同减少社会摩擦，从而增加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提问与回答

　

赵耀辉教授在讲话后提问，请Garnaut教授谈一下如何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政治家们制定公共政策的行为。Garnaut教授回答说，政治家们需要经济学方面的思维，但是他们的思维不是系统化的，所以他们的确有时会犯一些小错误。但是只要政治家们认定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行为一定会越来越正确。

接着，Garnaut教授又与北大学生就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应付经济冲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