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金融危机－－韩国的对策

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是韩国、泰国和印尼。它们的经济既有共同点：即外债过多、汇率下跌、国内金融紧缩；也有其各自的特征：韩国的外债多用于工业投资，但投资效益不高；泰国的外债大量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和消费，经济泡沫严重；而在印尼，是政治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即苏哈托政府无法继续获得人们的信任，资本大量撤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

这些国家目前状况如何？如何摆脱困境？为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特邀方星海博士于1998年9月29日来到致福轩，讲述韩国在摆脱危机过程中的一些措施。方星海博士曾任职于世界银行，负责韩国事务，最近刚刚回国，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

一、 韩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结构特征

韩国的危机始于1997年11月。经过近一年的调整，目前国内金融已趋于稳定，股市、汇市都不再有大的波动，外贸顺差达250亿美元，外汇存底为429亿美元。可见，韩国已走出了最艰难的日子。然而，困难并非不存在的。经历了这次危机后，韩国的国内需求下降了25％，这一巨大的降幅对国内生产和投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韩国经济结构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各大财团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包括大宇、现代、三星、LG在内的五大财团不仅在GDP中占有超过一半的份额，而且它们的活动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延伸到政治领域。这样的经济结构有其优势：因为技术进步需要在高科技领域加强投资，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源有二：一是源自政府；二是源自企业。在韩国，由于财团力量强大，企业投资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和政府投资相比，企业投资更有效，也更容易扩大规模。韩国经济的另一大特点是：借外债、发展出口、再用出口收入偿还外债。这一战略在韩国是非常有效的。

然而，上述结构也有很大的弊端。1、财团盲目扩张。由于韩国国内利率高，企业大部分投资资金来自所借的外债，财团的扩张意味着外债数量的增加。2、韩国财团大多为家族财团。由某几个大家族来操纵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脉的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3、由于韩国国内利率较高，银行可以通过借外债、向国内放贷来赚取利差，在这种情况下，汇率风险往往被忽视；而且，短期外债的利率一向较低，利差空间大，所以银行更乐于借入短期贷款，为危机埋下了伏笔。4、韩国银行大都为私人银行，银行股权分散，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和重要的地位，它们有能力影响政府及其决策，从而操纵银行。在这种机制下，银行无力约束企业扩张。5、在外向型导向的投资政策下，投资效率很大程度地受制于国际市场状况。前几年，韩国出口市场上价格下降，出口增长减缓；同期日元汇率下跌对韩国的出口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二、韩国企业的结构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结构的改革。首先，把银行负担的企业坏帐划归为政府负担。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进行偿还；其次，加快建立健康的银行体制，提高银行效率，加强金融机构防范危机的能力。

主要的改革内容包括银行和企业两个方面：

银行方面。政府关闭了全国15家银行中的5家，把资产转移到政府名下，政府特别为此建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低价出卖坏帐，并花费了400亿美元的清理费用进行银行改革，吸引外资入股并参于银行管理，提高国内银行评估资产的能力。但是，因为关闭银行和私有化改革都会引发大量失业，所以，目前对于此项工作最大的抵制来自工会。改革工作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企业方面。政府明文规定，要求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强迫企业削减负债；加强大企业之间的并购活动，分散大财团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权力，并优化各财团内部的经营结构；改变行业和外资投资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三、韩国能走出危机吗？

　

对于这个问题，方星海博士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韩国的国民凝聚力强，国家技术发展水平高，人力资源优良，再加上私有企业的动力机制好，韩国应该是能够走出危机，并通过在这次危机中对自身的改进而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

韩国的局限在于，它只是一个人口规模为4千万的中等国家，所以不应在所有行业铺开，而应集中精力发展某几个行业，象瑞士和瑞典那样。这样的战略更适于韩国。

　

四、韩国经验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概括地说，从这次韩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教训：1、企业的集中化有一定的程度，不能让少数企业在经济中占有垄断的地位；否则企业行为将对政府和经济产生强大的干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2、在内在动力和约束机制没有完善之前，金融机构必须有政府参与管理，以完善它们的自我约束机制。3、各企业必须找到本企业的竞争优势点，把握住优势点进行发展。

韩国的经历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讲座期间，与会者同方星海博士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海闻教授、姚洋博士和不少在座的学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海闻教授指出，从韩国危机我们得出教训，不能盲目扩张企业规模造成垄断，另一方面现代企业又需要规模经济。中国应该如何谨慎处理这一问题值得思考。同时，他也着重提到了欧盟，因为欧盟的建立意味着扩大了市场，使得成员国企业在追求规模效益的同时难以取得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大企业集团需要与开放的市场相结合。

方星海博士在谈到规模经济的问题时说，中国不应该继续扶持无效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取得规模经济，而是可以鼓励民营、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扩大规模。而且企业集中精力在某几个领域中经营的作法也一定比单个企业参与各行各业的经营更有助于提高效率。

姚洋博士提问，韩国由政府出资清理坏帐的作法是否适用于中国？方星海博士回答，从理论上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作法是可行的。然而，目前的中国并非危机中的韩国，并不存在外来的冲击促使政府采取如此大规模的举措；而且，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只是刚刚起步，采用这种作法似乎为时过早。海闻教授也认为应该先进行机制改革，再清理坏帐；否则的话，清理工作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罢了。

方星海博士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是完善所有制和竞争机制，产生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企业。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可以先打入国际消费品市场，创建中国自己的品牌，而不仅仅是国际名牌企业的生产基地。但他指出，用银行支持新生企业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因为银行是风险规避机构，而新生企业往往有较高的风险，所以用银行支持它们并非合理。

接下来，方星海博士又就银行对危机的防范措施、汇率机制、政府在银行业中的作用等问题同与会者作了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