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第二代策略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先生于1998年7月20日来到北京大学，就中国改革问题作了题为《中国改革的第二代策略》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赞扬了中国在20多年改革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又指出了中国改革现阶段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第二代策略。

一、增加国家收入

他首先谈到增加国家收入。他说，中国政府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收入过低。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占GDP的41％和14％，1996年，这两个数据分别降为17％和10％。如此少的政府收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十分不相称的。

收入减少主要源于国有企业。过去，政府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大部分收入，但随着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在GDP中的份额降低，以及在市场竞争中亏损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和税收的减少构成了政府收入中下降得最大的一块。

斯蒂格利茨先生对此提出了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在考虑采取其它财政收入来源时，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由体制弊端引起的信息扭曲和无效率；第二，中国政府决不能依赖于象财政措施之类的手段去支持企业，尽管这样做比提高常规税收容易得多，但这会引至日后的经济混乱；第三，即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财政措施的手段，也一定不要让商业性银行卷入其内。

　

二、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政府的收入是为了让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个新任务。过去，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都是由单位分配给职工的，失业是不存在的。现在不同了，失业产生了，企业的负担很重，社会保障的责任必须由政府来承担。

建立社会性的保障体系，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负担，使之能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同时，当职工的福利与企业脱钩时，工人可以自由调换工作，即发展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三、住房

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在中国，住房私有化问题十分紧要。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由企业负担职工住房的制度阻碍了职工自由调换工作。一个工人可能在另一个单位里能实现更大的产出，而新单位若不能给他住房，就不能调换工作；同样，一些小企业由于无力提供住房，因而无法得到理想的职工。劳动力不能自由移动，则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均衡的状态不是最优状态。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劳动力自由移动，劳动力资源才能得到最佳配置。其次，私有房屋规模扩大能带动新的小型商业企业的产生，如：建筑、水电工、装修等，乔迁新居时人们会增加开支，购买新的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这些都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第三，住房私有制促使人们对住房资源有效使用。因为只有当房屋是自己的，主人才会认真地保养、维护它。在建设社区的活动中，私有房主往往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所以西方把私有住房称为“社会稳定器”。第四，住房私有制亦能刺激储蓄。这尤其表现在抵押贷款制度上。然而，完善的抵押贷款制度必须建立在发达的信贷市场上，中国在这方面还要作努力。

对于放开住房市场使得住房消费的贫富悬殊扩大的现象，他说，这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可以采取补贴、征税的方法来调节。中国政府在住房私有化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进展，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房价过高，职工无力承受；若房价低于市场价格，则是国有资产净流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住房改革也因此受到抑制。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须待时日。

住房改革不仅涉及到房地产市场本身，还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时，它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金融体制改革正是中国目前一个非常紧迫的议题。

　

四、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困难重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机构是指令的执行者，而不是市场中的决策者。把社会主义制度的银行转制成市场经济性质的金融机构不是仅仅涉及到所有权或控制权的改变，而是机构功能和组织上彻底的变革。

他说，在中国目前还缺少合适的会计制度及合同约束的情况下，对中国的银行进行由政府指令性信贷向商业性信贷的重组，改革国有银行为商业银行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新的机构的建立必须和金融体制改革同步。在两者同步进行的过程中，还要建立规范、公开的银行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调节规则是不同的。

中国金融机构的弱点和资金注入的重要性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要测算银行的净资产值，通过资金注入来调节“头寸”是很方便的一个作法；注入银行的资金被看作投资，可以不体现在当期预算中，也可以不影响通货膨胀。然而，这么做会使收支平衡表中的亏空增大。因为存款者信赖银行，认为它们是国家机构，不存在道德风险，于是向银行大量存款。而事实上，他们存款中的相当部分成为银行为那些不盈利的国有企业筹措的资金。国有企业的亏损全部体现在账面上了。

但是，银行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缺少资金的问题，而是体制上的问题：银行不是商业性银行，银行缺少动力机制。再不进行体制上的改革，注入再多的资金也不能解决银行的问题。然而，如果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它们将不再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国有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他介绍了西方国家在银行改革方面的经验。他说，西方国家在遇到类似问题时采取兼并和收购的办法，用注入资金替换资产平衡表上的不良资产，这样，银行在不破坏其信息系统和组织结构的同时建立了新的机制。他强调，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必须首要建立起完善的动力机制，中国的预算影响和道德风险和别国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涉及到的银行和企业都是国有的。所以说，关键问题是要去除银行中国有企业的“坏账”，对资产进行重新评估。这样，银行就能够致力于向商业银行转轨的改革。然而，仅仅去除“坏账”并不解决根本问题。资本漏出同时必须有资本注入，新的资本可以是新的投资，或者对过去债务的偿还。中国可以吸收未来的负债，因为它原先的负债很低。

在国家经济转轨时期，银行财务中隐性的津贴被取消了，取而代之一种更隐蔽的操作：负债不还。这将对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因此，要使操作公开化、透明化。中国一定要作到这一点，尽管初期它使预算情况不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管理。管理就是要保证各银行有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它们的作用，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事实上，市场经济中，任何一家银行都可能倒闭，任何一家银行都有风险。

金融改组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国有企业转轨和国家财务体制的改革都要求有失业，要求有新企业吸收失业工人，要求有充满活力的企业。创造就业的过程需要金融体制的支持，他说，美国在过去六年中依靠金融机构的力量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机会，其成功经验正说明了这一点。

　

五、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关改革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的负担逐渐减轻，改革的难度也相对减少。然而，国有企业大量的富余职工需要有新的就业岗位来吸收，国企改革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官方报道的国有企业利润额逐年下降，投向国有企业和贷款无法收回，银行存在大量“坏账”。这一切都说明，改革是困难的，也是必要的。中国政府正在着手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住房改革的深入，以帮助国有企业卸下其沉重的政策负担。同时，各个企业也正通过加强管理，严格预算，实行先进的会计制度对自身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提高企业效益。

斯蒂格利茨又谈到政策性贷款。他说，即使中国还想用政策性贷款实现社会目标，贷款依然要在商业性基础上发放。政策性贷款的数额一定要严格控制，不能影响到金融市场。而且，如果取消了政策性贷款，企业依然会通过贸易保护得到隐蔽的支持，这些都会对将来的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至于管理，对国有企业要实行严格的预算控制，同时要改进管理机制。

斯蒂格利茨强调，国有企业超高的资产负债比例至今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具有高资产负债比的企业的财务体制十分脆弱，经济环境稍有波动，企业就可能失去偿还能力。目前，这个问题还较容易解决，因为企业和银行都是国有的，进行资产交换就可以了。然而，在经济转轨后，就不能这么做了。所以，经济转型过程中高资产负债比应越来越受到重视，处理不善将引起财务危机。

　

六、前景

接着，斯蒂格利茨分别从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国家收入、宏观政策等方面讨论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对策性的意见，对中国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斯蒂格利茨强调了两点，第一，尽管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亚洲的奇迹是确实的；第二，中国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在一个问题上取得成功，在其它问题上就更易开拓。

他说，中国目前公司高比例的负债、国有企业大量亏损，银行体制的无效率都可能引起全国范围内危机性的破产浪潮。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资产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国民收入得到相当提高，但国家还要承担养老负担和利息负担，它们都是和国有企业有关的，经济环境稍有波动，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偿还能力，继而影响到银行经营。

在宏观方面，要充分利用税收、信贷政策以期对微观方面的企业改革提供支持。而且，资源在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不能实现自由流动，所以，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满足总需求，还要兼顾两方面的平衡。

他还号召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事务，在微观、宏观层次上和环保方面，全球都期待中国的参与。

最后，斯蒂格利茨说，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目睹中国在近二十年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他对中国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

报告结束后，斯蒂格利茨先生又与在座同学就中国的短期资本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