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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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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与养老保险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五部分为“社会保障与养老保险”问题。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与土地占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赵耀辉和文贯中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与土地占有”为题发表了主题报告。
赵耀辉和文贯中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50年代的集体化和80年代初的非集体化。其间，社会保障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文研究了作为经济改革的结果的农村年老保障手段的变化，分析了其目前和未来的优缺点。该文认为，在集体管理土地的时代，剥夺了土地的私有权，整个集体中的代际转换代替了家庭中的代际转换，成为年老保障的主要形式。重新建立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年老保障的担子回到家庭的肩上，从而需要增加个人储蓄。然而，由于非集体化的不彻底，即集体仍然占有土地，以及缺乏可以取得合理回报的投资渠道，农村居民的储蓄回报不足。
该文使用代际转移模型证明改革后年老保障手段的缺乏，然后使用跨时转移模型证明不同因素如何在工作时期影响对储蓄的需求。在两种情况下，农民都面临着不能从子女处得到帮助的不确定性。作者证明，代际转移在集体管理下比在家庭责任制下作用得更好。随着子女数量的减少，以及由于子女独立性的增强农村老年人更少得到子女的帮助，对储蓄的替代方式的需求增加了。当未来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和出现大规模移民时，以子女作为年老保障的手段的风险将更大。
赵耀辉和文贯中认为，中国急需找到一种农村年老保障的有效方式。作者检验了年老保障的可能的替代的储蓄和投资方式，银行存款、资本市场投资、社会退休基金和财产。这些形式都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收益率。人们是如何对投资的低收益率作出反应呢？一种可能的反应是通过过度储蓄来弥补低收益率带来的损失，以保证老年时最低的生活水准。另一种反应是在年老时延长工作年限来增加储蓄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观察表明，中国农村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直至由于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不仅无子女的老人是这样，有子女的老人也是这样。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
基于以上研究，她们认为有三种解决办法。其一是放松对生育的限制以提高人们养儿防老的能力。第二是提高养老金的回报率，这可以两种方式来实现：（1）发行具有较高回报率的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政府债券。正如盖尔.约翰逊所说，中国经济中的真实回报率应比现行的高得多。（2）在养老金市场上增加竞争。如果政府是养老保险的唯一提供者，就没有动力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回报率。第三个解决办法是给予农民永久租佃权，甚至实行土地的私有化。这样做，土地将重新承担起农村家庭内部的跨时和代际转移的职能。这可以在政府缺乏财力而农村老年人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及时、大量满足农村老年保险的燃眉之急、这种政策不费政府一点钱财，却显著改善了农村年老保险的状况。
社会保险和养老金
哈佛大学教授外斯（David Wise）以“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为题作了本部分的另一个主题报告。
外斯指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然而，老工人在越来越年轻的时候退休。在一些国家，在过去30年中，60至64岁的老人参加工作的比率下降了75％。老年人劳动力参与程度的降低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增加了退休人数相对于工作人数的比率。人口老龄化和提前退休的趋势在全世界对社会保障系统的财务支付能力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社会保障系统本身是提前退休的原因。
外斯研究了11个工业化国家的有关事实。他发现可以得到社会保障福利的年纪和离开劳动大军的年纪高度相关。社会保障常常在年轻时就提供慷慨大方的退休福利。而且，这些社会保障条款还意味着对超过年轻的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劳动收入的巨大惩罚。在许多国家伤残和失业保险在享受正式的社会保障之前就提供了早退休福利。
外斯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保障确实对老年人过早退出劳动大军有影响。改革社会保障条款是转变过早退休潮流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