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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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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治理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三部分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治理”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治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以“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整理”为题作了主题报告。
张维迎首先回顾了有关理论背景。他问道，公司治理是为了什么？公司治理的目的包括：选择能胜任的管理者，以对付逆向选择；给管理者以动力和纪律，以对付道德风险。公司治理如何起作用？通过在企业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来起作用。什么是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第一，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保持平衡。第二，对管理者的补偿必须基于其绩效，而不是由合同固定。第三，选择和监督管理阶层的权利必须给予资本家。第四，所有权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而不是统一的。即所有者需要按自然状态而分组。第五，在每组所有者中所有权必须集中。
张维迎接着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评价。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有何区别？区别在于，官僚代替资本家选择、监督和惩罚管理者。官僚与资本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拥有控制权但不承担财务后果。即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国有企业最严重的代理问题在于官僚而不是管理阶层。在国有体制下，整个经济象一个大企业一样组织起来。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都集中在政府手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得如何？1993年以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都向下转移：（1）通过财务收入承包制和国有企业划归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化；（2）通过管理承包系统，从政府向企业的放松管制。1993年以后以公司化为特征。在解决短期管理激励问题上相对成功，但是没有解决长期管理激励问题和管理阶层的选择问题。
管理承包制是如何解决了短期管理激励系统问题的呢？外在激励机制采取利润分享的形式，内含的激励机制采取腐败的形式。管理承包制是如何解决长期管理激励和管理阶层的选择问题的呢？出现了“59岁现象”。即如果没有所有权，管理者的私人利益不会超过其任期，而他的任期是不确定的，因为任期取决于官僚的选择并且完全与绩效无关。官僚没有兴趣寻找和任命好的管理者，只会任命老好人和听话的管理者。好的管理者和坏的管理者有同样的机会被撤职，如果不是更坏的话。因此，保持职位的最好策略是使企业看上去不好也不坏。管理者的行为更象职业官僚而不是职业管理者。企业对管理者来说不过是升官的台阶。
那么公司制如何呢？让国家成为股权所有者如何呢？张维迎批评说，你不能通过在马身上画白道儿而使马变成斑马。国家作为股权所有者是不够格的，因为：国家不能解决管理阶层的选择问题；国家不能将政府与企业分开；国家不能阻止资产向管理阶层的流失。国家至多只能作为债权人。
张维迎接着谈到中国目前的私有化进程。张维迎把私有化比作把苹果树由承包变为出售给保管员。事实上，70％以上的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已经售出，大企业的情况也类似。地方政府是正在进行的私有化的推动者。如何衡量私有化？私有化采取下列形式：管理者/职工买断；大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非国有企业兼并。如何解释私有化？（1）地区之间的竞争触发了私有化。（2）债务危机触发了私有化。（3）从隐形的私有化变为显形的私有化。
国有企业与私有化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员涛纳尔（Aaron Tornell）以“国有企业与私有化”为题介绍了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私有化的经验。他的报告分三部分：银行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重组，拍卖的设计。
墨西哥在私有化以前，50％的工业部门是国有企业。几乎所有的银行是国有的，私有银行很少。私有化的机制：（1）选择人。（2）让这些人相互竞争去购买银行。（3）对私有银行实行管制。
涛纳尔首先介绍了银行的私有化。国有银行多年来没有净资本形成，近年出现外资流入和借贷繁荣，1995年出现危机和逃债。为什么出现借贷繁荣？因为企业把借钱给姊妹企业。政府允许银行把坏帐转移给政府，政府给银行政府债券，这种转移近年发生了6次。坏帐占GDP的20％。问题在于，没有破产法，银行对私有部门没有新的贷款注入，银行资金流入“常青”帐户和政府债券，大型外贸公司在国外借款。由于以上原因进行了银行私有化。
涛纳尔接着介绍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府把国有企业分割成小型单位，达到企业数量的最大化。改革使工作机会减少，产生社会紧张局势。政府打破有权力者的联系链，加强管制。
涛纳尔最后介绍了拍卖国有企业的情况。很少国内买主以现金购买，必须接收延期付款。如何得到现金是拍卖中的重要问题。政府把国有企业重新包装，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出售。大约20％的买主来自国外。
